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又快又好的发展势头，关键要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能否转变。这已经成为从中央到地方、从理论界到实业家的共识。但关键是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到底应该如何转变？而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式又存在哪些弊端？显然，这是目前人们讨论和思考的最多的问题。本报记者日前在北京举行的《第二次转型》一书新闻发布会上，就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问题对全国政协委员、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教授进行了采访。
　　■正处在十字路口
　　的发展方式
　　“以GDP总量为目标的增长主义难以为继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到了十字路口。”采访中，迟福林开宗明义。
　　迟福林表示，过去30年中国以GDP总量为目标的增长模式，有着特殊的背景，但是由于受国内外环境变化的约束，尤其是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，让我们意识到:这一模式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。
　　“首先是以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开始全面凸显出来；其次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受外部市场变化的约束难以为继。”迟福林说，30年来我国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，保持在35％－40％左右，特别是2004年以来每年投资率都超过42％，远高于世界上多数国家在同等发展阶段的投资率。这种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，快速地扩大了经济总量，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。但到今天，我国已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，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有了阶段性特征，突出表现在区域差距、贫富差距扩大，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，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等。“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长期实行的‘大进大出’出口导向模式面临严峻挑战，我国的经济增长不能长期主要建立在外需基础上。”
　　“第二次转型进程决定未来，刻不容缓。”迟福林说，过去的发展方式，大量地消耗资源、能源，资源环境已不能支撑这种模式，必须从追求数量扩张到注重质量效益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需要推进第二次转型，而第二次转型的实质是由追求经济总量转到追求公平和可持续发展。
　　■转变将面临
　　许多现实困难
　　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目前看来，还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。”在谈到中国经济目前发展方式转变面临的问题时，迟福林说，到现在为止，有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仍然把追求GDP的短期快速增长作为主要任务，上了一大批“两高一资”项目，放弃这些项目就会影响GDP增速，影响财政收入。在仍然把追求GDP的增速放在第一位的想法和做法下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多是做点表面文章，实践上还是走老路，难以看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际行动。“即便是调整经济结构同经济增长也是有矛盾的，要真正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，就不能继续把保增长放在首位，就不能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速。2009年反危机的实践表明，把保增长放在首位导致的是不少地方又一轮的粗放扩张，投资消费结构进一步恶化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也难以扭转。”
　　迟福林表示，观念问题是一个难点，但第二个问题是目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难启动。他告诉记者，党的“十七大”报告提出要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。这几年我国推进了一些改革并有所成效，比如医疗体制改革，成品油价格形成改革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，但是没有或者很少有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，特别是缺少对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重大意义的改革。
　　“政策调整阻力重重。”迟福林认为，第二次转型实质是基本利益关系格局的调整，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。
　　■应建立与科学发展观
　　相应的新体制
　　在迟福林看来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艰苦的历史阶段。“我国‘九五’规划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，从15年的实践来看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困难重重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应该是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转折点，但长期以来进展迟缓。有的地方，有的时段，不仅仅没进展，还向相反的方向演变。究其原因，是还没有建立起与新的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新体制。因此，发展方式转变是相当艰苦的历史阶段，要有充分认识。”
　　为此，迟福林认为，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，就应该有明确的约束性目标。以刚性要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性进展:
　　第一，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。现在我国发展应主要建立在内需基础上，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当有限。2009年，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.3％，消费仅为52.5％，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70％以上，中等国家一般是60％。如果“十二五”能够在形成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收入分配格局上取得重要突破，最终消费率从现在的49％提高到55％以上，就会奠定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，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。
　　第二，从工业主导走向城市化主导。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，城市化率应当在55％－60％，但是去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6％，滞后10个百分点左右。提高居民消费率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，主要载体是城市，没有城市化的较快发展，很难有消费率的明显提高。此外，结构调整和城市化也直接相关，没有城市化难以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格局。因此，转变发展方式，扩大就业，要靠城市化推动。
　　第三，从城乡二元走向城乡一体化。我国的城市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城乡一体化的历史性突破。“十二五”要切实解决农民工问题，实现城乡一元结构的历史性突破。重点是解决好第二代农民工问题，防止出现第三代农民工。在这个过程中把城乡收入差距从2008年的3.31:1控制到3:1以内。
　　第四，奠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格局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不仅涉及到城乡公平发展问题，也是可持续性增长的基础性条件，既可以影响与引导消费倾向，又可以为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条件。未来5年，以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解决民生问题，要有约束指标。例如公共服务投资增长速度不得低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。
　　第五，走向自主创新，发展低碳经济。整体来看，我国技术创新程度还很低。在未来几年能不能在“创新驱动”上有所突破，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重大课题。我国现在是人力资源大国，但还不是人力资源强国。要提高技术进步贡献率，就要由过去注重物质资本投入转向加大人力资本投入。美国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已经达到3％左右，我国仍在0.5％－0.7％的水平上徘徊。“十二五”时期，除节能减排有重要约束以外，重要的是形成资源环境价格的形成机制、碳交易体制机制。
　　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在于创新体制机制和政府转型
　　迟福林说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不仅需要经济体制改革，也需要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。比如，投资主导的发展方式与当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滞后直接相关；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直接相关；低碳经济发展缓慢与现在的制度安排滞后直接相关等。“政府转型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扮演重要角色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政府转型直接联系在一起，政府不转型，经济发展方式很难转变。”